第三节 党在康庄大道上踏上新征途(一)
发表时间:[ 2006-8-3 ]  点击:[ 6460 ]

一、开辟社会主义事业新时期

在徘徊中前进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结束,使中国获得了有利的发展契机。但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为实现全国安定团结,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以拨乱反正。在揭批“四人帮”取得重大成果,揭批的深入和各方面工作的恢复和整顿,党内外一些同志强烈地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及其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的清理,这必然涉及到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

然而,拨乱反正的历史潮流和党内外人士的愿望和要求,却因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于1977年2月7日提出的“两个凡是”(即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而受到严重的障碍。这种对毛泽东生前的决策和指示拒绝作任何分析的错误方针的出现,说明长期以来“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 1977年7月召开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会上在全党的要求下,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论”(即: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实施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十一大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明确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顽强,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重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也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中央各部门、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表明支持的态度;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建国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中国人民的思想空前活跃。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开始酝酿改革开放。1978年9月,邓小平提议揭批运动要适时而止,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此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赞同。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为准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党的重点工作的转移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的讲话实际上是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并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号召,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这次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于中央工作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只开了5天时间即顺利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粗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如同遵义会议一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转折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拨乱反正任务胜利完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全面开展了拨乱反正,在拨乱反正中全面平反了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扰乱的社会关系调整过来。同时,党中央还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社会关系,落实党的政策。此外,还调整落实了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侨务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

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了党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在邓小平主持下,党中央于11月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明确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它推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历史转折,对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融事业的发展具有鞭的指导意义。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长期“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得到根本改观,国家重新呈现勃勃生机。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得到加强,优良的传统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迈出重要步伐,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开始改变。经济工作走上新发展的道路,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呈现初步的繁荣景象,党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加强。这一切表明,党和国家终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大任正在平稳地实现。

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起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调整。

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初期,由于人们的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的严重和根源认识不足,许多干部和部门急于求成的情绪相当严重等原因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1980年12月16—2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随后,调整工作真正全面展开。在调整的过程中,中央提出要端正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经过五年的努力,到1984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宣告完成。国民经济结构大体协调,农业、轻工业获得比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步伐。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工作。1978年夏天,四川的试点揭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年7月,国务院连续颁布了5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之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扩大了试点的范围。国家还开始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并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策略。此外还对价格、信贷、劳动工资制度、流通体制、计划体制等进行了初步改革。

随着改革的推进,对外开放开始有重大突破。创办经济特区为实行对外开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1979年6月,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改革起步的几年间,新事物接踵涌现。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逐步展开。从1978年到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3%,这是在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的情况下取得的较高的发展速度,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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