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理论和实践
发表时间:[ 2005-4-27 ]  点击:[ 4609 ]

邓小平在1962年就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他还多次强调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的问题,“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根据新形势下我们党所面临的新任务和新问题,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的干部队伍、怎样建设这支队伍的两个基本问题,在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理论与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一、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对选拔任用干部,毛泽东、邓小平有许多重要论述,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干部的“四化”方针,强调要按照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培养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进各级领导班子。他在1980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十二大把干部队伍建设要实现“四化”写进了党章,成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指导方针。
革命化,是干部“四化”方针的核心。邓小平说:“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革命化,最主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
邓小平在1978年就提出:“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后来邓小平又多次强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政绩是干部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能开拓创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客观成果,也是干部德才兼备的综合体现。
知识化、专业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是现代化建设大军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较强的专业能力。邓小平指出:“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党的干部队伍科学文化水平低的状况深感忧虑,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党员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多少?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行吗?”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求干部自觉的进行学习,不管是哪一行、年龄有多大、职务有多高,都应下苦功夫学习,经过努力,使自己由外行变成内行;二是对干部或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选拔具有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充实干部队伍。邓小平强调说:“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涉及到党的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党政各级领导机构在一大批老干部离退休的同时,积极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使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和知识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统计,1996年与1992年相比,省、地、县三级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下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成员占班子成员总数的比例,分别为93.2%、90%、80.5%。
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者,总是以辩证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指导干部的培养、选拔工作。邓小平强调选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还要有好的作风,尤其是要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早在1956年邓小平就精辟指出:“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语重心长地对进入领导班子的年轻干部说:“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
二、把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这个重大战略任务完成好,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
干部的新老交替,是自然的新陈代谢规律,是一个延续的、永远不会完结的运动过程。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无数代人持续不懈的努力奋斗。邓小平明确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瑢。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前看,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选拔大批优秀年轻干部,顺利进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是保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活力、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在1956年党的八大,邓小平指出:“革命的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需要的干部总是不断增加的,而老党员的数目又总会是不断减少的,既然这样,如果我们不坚持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拔的新干部,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吗?”
1982年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瑤为了保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的活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邓小平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瑥为此,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大力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问题,并且把它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战略高度。为解决新老干部的交替问题,党中央、邓小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政治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多次提醒老同志要着眼于长远,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大力培养和选拔接班人。他说:“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瑦他充满希望地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瑧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瑨邓小平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他从一开始就在考虑培养、选拔接班人的问题。邓小平主动不担任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而是把较为年轻的同志推上第一线,给他们压担子,让他们经受锻炼和考验。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多次提出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便让新的领导集体尽快担负起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重任,完成领导集体在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平衡的、自然的过渡。在邓小平、陈云、彭真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倡导下,在党中央的决策面前,我们党一大批身经百战、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老同志,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他们满腔热忱地欢迎和支持资历浅、年纪轻的优秀干部担负主要领导工作。自己则率先垂范,主动让贤,自觉地退出主要领导岗位。截止1993年底,全国已有720万名老干部离退休,先后有36万多名年轻干部被选进县以上党政领导班子。1997年党的十五大选出的193名中央委员和151名候补中央委员,主体为省部级领导、副省部级和大军区副职以上的领导干部303名,占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88.1%。绝大多数年富力强,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平均年龄为55.9岁,其中51至55岁的委员107名,占总数的31.3%;50岁以下的51名,占总数的14.8%;4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达21名,比十四大增加了7名。高学历者比重大,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到318名,占总数的92.4%,比十四大提高近9个百分点。合理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使党和国家领导机构充满了活力,使我们党完成跨世纪宏伟任务有了坚实的组织保证。
三、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为优秀领导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我们党在长期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一套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曾经对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这一套制度也明显地暴露出严重的弊端,不利于选拔和使用优秀人才。对此,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瑩“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邓小平根据我们国家和我党的实际情况,提出、阐明并实施了一整套有利于选拔与培养优秀领导人才的制度。
一是建立党的领导集体交接班制度。在党的接班人问题上,我们党有过沉痛的教训。邓小平认为,党中央坚持集体领导,必须是集体交接班。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书记处,接集体的班。邓小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说:“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
二是在一定时期建立顾问委员会制度。为什么要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建立顾问委员会?这是因为建立顾问委员会,在解决新老干部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瑣他还说,对于干部老化问题:“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瑤按照1982年9月邓小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的指示,瑥中央顾问委员会只存在两届(每届5年),10年后的党的十四大就不再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标志着改革开放之初非常突出的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三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干部的交替成为正常工作中的一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的干部制度很不完善,没有建立干部的离退休制度,实际上存在着“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妨碍优秀年轻干部的选拔和成长。还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瑦根据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精神,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确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的十二大把这个问题作为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领导体制的主要内容写进了党章。1982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中指出,老干部离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保障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和健全发展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必须立即着手有系统地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之经常化,并且严格地加以实行。而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既必须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又要在领导干部的思想观念上破除“论资排辈”的陈规陋习,大胆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各级主要领导岗位上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邓小平明确指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四是勇于改革,“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瑨。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形成梯级结构,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要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必须破除论资排辈那种落后的习惯势力,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敢于破格选拔领导人才。邓小平强调说,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不要按老规矩办事,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要破除与论资排辈观念相联系的“经验论”。有些同志总是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邓小平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瑩年轻人经验少些,这是事实,但只要让年轻人多锻炼,多给年轻人压担子,就会很快成长起来。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我们党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工作,把成千上万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提拔到党政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并把他们推上第一线,在实践的磨炼中逐步成熟起来。此外,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市党委坚持推进干部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党的十四大以来,各地加大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积极探索干部选拔的新方法,在扩大民主、充分走群众路线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据1997年8月报载,全国已有24个省市区进行了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选拔领导干部的改革试验,在公开选拔的领导干部中,绝大部分是年轻干部。先后共有27个省区市选拔厅局级干部352人,县处级干部4372人。1993年至1996年全国大批优秀年轻干部的选拔使用,初步改变了一些领导班子年龄结构不合理,部分领导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年龄偏大的问题。
五是干部交流工作逐渐规范,规模逐步扩大。领导干部的交流,也有利于年轻干部的锻炼成长。党的十四大以来。各级党委及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的要求,一是努力推进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易地交流工作,特别是党政一把手的易地交流。很多地方还对组织、纪检、监察、公检法等重点关键部门的领导干部进行了易地交流。二是不断从中央、国家机关选派干部到地方,从地方选派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任职或挂职,从地方选派干部跨省区市交流,以增长干部的实践经验。三是将交流与扶贫、支边、支教等工作结合起来。四是结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贯彻实施,对条例规定必须交流的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交流。几年来,干部交流的规模逐步扩大,交流的数量逐年增加。统计表明,仅1996年,全国就交流地厅级干部2200余人,县处级干部32000余人。
四、对培养干部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选准了干部,还要积极培养。要克服重选拔轻培养的偏向。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要求,主张:
1、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干部,经过实践的考验择优选拔干部。他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瑠在党中央、邓小平的领导下,1983年,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从中央、国家机关中选派部分年轻干部到基层或地方锻炼的通知》,决定有计划地从各级党政机关选调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优秀年轻干部到基层进行重点培养锻炼,经过实践检验后择优选拔到适当的领导岗位。此后,党中央还不断根据新情况作出新规定、提出新要求,以保证和促进广大干部特别是机关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实践锻炼。
2、通过教育培养干部,增长干部的才干。邓小平历来非常重视对干部进行教育,早在1954年就提出:“办好学校,培养干部,才是最基本的建设。”瑡邓小平强调,在新时期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学习什么?要学习理论,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管理,学习法律知识,但是“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瑢通过学习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对干部实行严格的监督,帮助他们正确地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党员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具有两重性,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如果失去监督,就会产生腐败,害党害国,危害人民。因此,党中央、邓小平一贯强调要对党员干部实行严格的监督,并提出了监督的一系列措施。在党的八大,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962年他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并指出,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重申要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主张:
一是党内的监督和党规党法的监督。邓小平指出:“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
二是法律制度的监督。党有党规党法,国有国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依法治国,要依靠法律规章制度来监督干部,要加强制度建设。制度建设是根本性、全局性的建设,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通过建立和健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是对党的干部一种最重要的、可持久起作用的监督。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立一系列可供操作的法律和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只有使监督制度具体化、规范化,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有所遵循,并克服部分同志的特权思想,自觉接受监督。
三是群众的监督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早在1957年,邓小平就提出:“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又反复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民主党派、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四是财务监督和舆论监督。根据当时经济方面违纪违法案件急剧增加的新特点,从财务方面对干部实施监督也十分必要,建立内部审计机构,加强内部审计。舆论在国外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其作用独特,有很大的威慑力。
五是主张设置和加强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在1950年就提出,党的纪委和政府的监委“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瑦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各级纪检机构和政府的监察部门,只有进行严格的监督检查,才能真正维护党纪国法,才能对党的干部真正起到教育和监督作用。
 
                                  作者: 郭秋琴
                  出处: 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四期
打印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地址:广 东 省 广 州 市 黄 埔 大 道 601 号 邮编: 510632
联系电话:(020)85220080 图文传真:(020)85223186
[管理入口]

COPYRIGHT 2005 JNU ALL RIGHT RESERVED

访问量: